瓦西里·阿弗琴科与米哈伊尔·德罗兹多夫

41岁的米哈伊尔•德罗兹多夫（Mikhail Drozdov）已经在中国生活了16年。如果从远东大学法律系毕业后的几次独立旅行算起，那么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在上海，米哈伊尔拥有一家名叫“中国之窗”的法律公司，但他被大家广为熟知的身份则是上海俄罗斯人俱乐部主席和俄罗斯侨民协调委员会主席。不久前回到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时，米哈伊尔接受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新报》的专访。我们将所有的俄罗斯人都看作是俱乐部的成员，只要他们不反对。会员身份是非正式的。

«符拉迪沃斯托克新报»：过去，有哪些人从俄罗斯移居到中国？现在，又有什么样的人选择到中国去生活？

米哈伊尔·德罗兹多夫：大家对生活在中国的俄罗斯侨民并不陌生。历史上，第一次俄罗斯移民潮出现在十月革命之后，当时在许多中国城市中（不仅在哈尔滨和上海）都有俄罗斯侨民社区。1949年，这些人不得已离开了中国。不过，也有一些人回到了苏联。

之后是苏中友好时期，大批苏联专家来到中国。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留在中国的俄罗斯人越来越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末，逐渐开始有许多俄罗斯留学生来到中国，或者按照90年代初人们的理解，是一些俄罗斯商人。

现在，在中国居住的俄罗斯侨民普遍比较年轻。这些人大多不到40岁，受过高等教育，了解中国。我想，应该将他们称为职业移民。一般情况下，他们是先去中国留学，毕业后就留下工作，我就是这样的。据粗略估计，目前有3-4万俄罗斯人生活在中国，在上海大概有3500人。许多人在物流公司工作，因为上海是重要的运输枢纽。还有不少人在贸易公司工作。另外一些人会在中国工厂订货（基本都是贴牌生产），然后再发往俄罗斯或其他国家。

«符拉迪沃斯托克新报»：上海的俄罗斯人俱乐部在1998年就成立了。哪些人能成为俱乐部的成员？

米哈伊尔·德罗兹多夫：我们将所有的俄罗斯人都看作是俱乐部的成员，只要他们不反对。会员身份是非正式的。

一切都源自交流。90年代末期，我们之间的交流极度有限。那时候，网络并不发达，也没有社交网站，我们之间只能相互交换传真号，而且当时俄罗斯人也很少。如果在街上遇到一个迷路的俄罗斯水手，我会主动上前问他是否需要帮助。在成立最初的三年时间里，我们每个月都举行聚会，之后逐渐增加了新的内容。比如，现在我们已经积累了组织音乐会和俄罗斯画展的经验。俱乐部还接待过高级教会人士、作家、经济学家，甚至俄罗斯工贸部副部长斯坦尼斯拉夫·纳乌莫夫（Stanislav Naumov）也曾到俱乐部做客。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老一代俄罗斯移民中寻找自己的根，将自己视为第一次移民传统的继任者。我们请老一代移民寄来自己的回忆录，目前他们生活在俄罗斯、澳大利亚和美国，不难找到。也许我们可以将他们的回忆录合起来出版一本书。现在，我们正在着手出版一本书，是关于俄罗斯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宾（Shalyapin）（被称为世界低音之王）在哈尔滨和上海举行的巡演。

我们还积极参与到上海东正教社区的创建工作中。在上海保留有两座漂亮的俄罗斯教堂，但被挪作他用。在基里尔大牧首的帮助下，俄罗斯政府得知了这一情况，在协调下教堂中的娱乐场所最终迁出了。有时候，当地政府允许我们过节时在教堂里做礼拜。

从2000年开始，效仿我们的经验，中国其他城市中的俄罗斯人也开始组织当地的俄罗斯人俱乐部，包括北京、广州、哈尔滨、乌鲁木齐，香港等。

«符拉迪沃斯托克新报»：因此，你们就成立了将这些所有俱乐部统一起来的协调委员会是吗？

米哈伊尔·德罗兹多夫：上海俄罗斯人俱乐部成立于民间，而成立协调委员会的想法则来自莫斯科政府。2007年，协调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举行。如果说俄罗斯人俱乐部团结了所有在中国生活的俄罗斯人，那么协调委员会就是负责对这些俱乐部进行管理。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组织一些全国性活动了。

如果谈到对同胞们的帮助，不得不说道“东半球”网站的创立。2002年，在上海俄罗斯人俱乐部的参与下，“东半球”网站(www.polusharie.com）在北京上线，现在它已经成为关于中国的最大的俄语网站。此外，我们一直努力为同胞提供直接的、具体的帮助。不久前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位俄罗斯姑娘嫁给了一名中国拳击手，婚后她遭到严重的家庭暴力，住进了医院，而且男方还企图夺走她的两个孩子。我们的社团在很短的时间迅速凑足2万美元，帮她治病、请律师。拳击手最终被判刑入狱，而孩子们也留在了妈妈身边。我们还想成立同胞法律援助中心。很多情况下，人们是由于缺乏法律知识才会陷入麻烦。中国政府没有干预我们的活动，因为我们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我们处处强调自己是客人，对主人礼貌有加。

《符拉迪沃斯托克新报》：现在，你们持有什么国籍？

米哈伊尔·德罗兹多夫：大部分生活在中国的俄罗斯人持有中国居住证。获得中国国籍没有意义，因为中国法律不允许公民拥有双重国籍，所以得放弃俄罗斯国籍。要知道，在世界各地旅行持中国护照要比俄罗斯护照复杂得多。另外，还有人口问题：我和妻子有三个孩子，如果成为中国公民，就必须遵守当地的规定。

《符拉迪沃斯托克新报》：听说，今年在上海将建成果戈理纪念碑？

米哈伊尔·德罗兹多夫：这是乌克兰方面提议的，因此，纪念碑上写着“伟大的乌克兰人”。

上海建有普希金纪念碑，它的命运很有意思。1937年，俄国侨民为纪念诗人逝世100周年自筹资金建立这块纪念碑。就在那一年，日本人攻占上海。普希金怎么招致他们不满，这个我不清楚，但是雕像就这样被他们毁掉了。1947年，侨民们再次凑钱重新建起纪念碑，但在1966年又被红卫兵毁掉了。1987年，普希金逝世150周年的时候，上海政府出资在原址重建了普希金雕像。

《符拉迪沃斯托克新报》：那有些人的命运可能更富有传奇色彩？

米哈伊尔·德罗兹多夫：谈到中国的俄罗斯侨民，人们往往习惯用过去时，这是不对的。在《俄罗斯人在中国》这本书中，我们将首次尝试填补这一空白。这类书籍不少，但大都写到1949年，然后就好象被割裂开了。我们讲述的是那些继续留在中国的俄罗斯人的命运，其中包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北京，至今生活着一位极其不寻常的俄罗斯人，她叫伊丽莎白·巴普洛芙娜·基什金娜（Elizaveta Pavlovna Kishkina）。她曾是俄国临时政府基什金部长的侄女，在上世纪30年代嫁给了李立三。李立三是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建国后，曾担任劳动部长。由于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他被迫自杀，妻子基什金娜被捕入狱，长达9年时间，后来得到平反。基什金娜是唯一一位生活在中南海的俄罗斯人，中南海是中国国家主席的住所。现在，毛泽东、邓小平的亲人仍生活在那里，基什金娜认识他们每一个人。不久前，她出版了自己的中文回忆录《我的中国缘分》，新书发行仪式在天安门广场旁边的人民大会堂举行。

 来源：《符拉迪沃斯托克新报》

 作者：瓦西里·阿弗琴科（Vasily Avchenko）

Опубликовано: http://ezhong.ru/articles/2012/09/24/17403.html

在位于上海闹市区的一栋高层写字楼里，身为西班牙一家贸易公司驻上海总代表的克里斯科依坐在宽大的办公室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已经在中国生活了17个年头的克里斯科依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他说：“最近的10年我是在上海度过的，这里已经成为了我的第二个故乡。”

克里斯科依1993年借助校际交流项目来中国留学，此后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毕业后，他先后到北京、深圳和上海工作，最终他选择留在上海。

“选择这里是因为上海是一个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城市，在这里生活完全没有在国外的感觉，外国人很容易融入到这个城市中去”，他表示。

克里斯科依另一个身份是上海俄罗斯俱乐部的副主席。谈到组建俱乐部的初衷，他介绍说，1998年在上海生活的俄罗斯人总共不到100人，为了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大家萌生了组建俄罗斯俱乐部的想法。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加强俱乐部成员间的交流，俱乐部还在互联网上建立了一个网站。在上海世博会期间，网站上特别开设了世博专栏，刊登有关世博会的报道。

“在上海的俄罗斯人参与世博会的热情非常高。在俄罗斯馆招募志愿者时，许多人都报名参加了志愿者考试”，克里斯科依说。

据克里斯科伊估计，如今在上海工作生活的俄罗斯人已经超过了2000人。人员的构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俄罗斯大型物流公司和贸易公司担任部门经理或者总代表职务。

他表示，与中国其它地区的俄罗斯人群体相比，上海的俄罗斯人群体构成比较单一，基本都受过高等教育，50%以上的人能用汉语与当地人交流。

俱乐部从创办到现在，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活动，克里斯科依介绍说：“通常是聚在一起聊聊天，喝点伏特加，在这个节奏很快的大都市里，大家都很享受这种聚会。”

最近一段时期，俱乐部开始定期举办专题讲座、电影观摩、小型音乐会等活动。一些俄罗斯知名人物到访上海的时候，俱乐部也会争取邀请这些名人来座谈。

而立之年的克里斯科依将家安在了上海，2008年儿子的诞生为这个家庭增添了无尽的欢乐。谈到孩子未来的教育，克里斯科依表示，要让孩子在上海从小接受中文教育。

(本文来源：新华网)

还俄式教堂一个原貌

这座建筑物由上海的白俄侨民建于1937年。他们由于不承认苏维埃政权，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后，背井离乡，来到了中国。这些人当时日子过得很糟糕：缺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费，没有住房，没有工作。大多数人既不懂汉语，又说不来英文，谁也不需要这群人。他们没有国籍，没有祖国，似乎也没有未来。。。。。。

白俄侨民在上海的最初时期，依靠在沪外国人和上海各慈善机构的施舍度日，过着半饥半饱的悲惨生活。为了活下去，他们只得不计任何条件地受雇于任何工作，不少受过良好专业教育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医生，律师，艺术家，军人等也同样如此。

到了30年代初，情况渐渐好转。生活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俄侨开始聚居，很自然地形成了阔绰的俄罗斯式社区。在法租界中心，他们在林荫覆盖的霞飞路(即淮海路)上，先后开设了俄式商店，餐馆，图书馆，学校，音乐厅和马戏场，甚至还有银行分理处，私人车库，时装店等等。

如果20年代，对白俄侨民；来说，是为生存而斗争，30年代则是他们腾飞，兴旺的岁月。在这段时间里，俄罗斯东正教教会让陷于绝望的侨民看到了希望，其作用之大，功不可没。1920到1930年间，东正教在上海办了好几处东正教教堂，最多达12座，但仍满足不了白俄教徒日益增长的宗教需求。俄罗斯东正教在中国的代表组织，传教士团早就有为白俄教民修筑大教堂的打算，以便容纳更多信众在宗教节日时，参与盛大庆典活动，然而苦于缺少一笔巨大资金，一直无法兑现。

1928年，上海东正教首领西门大主教最先向教民募集建造资金，大家尽管热情高涨，但收效甚微。当时侨民的生活水平决定了他们只能停留在美好的愿望上，造教堂，最终只能成为西门一辈子牵肠挂肚的梦想。当1930年他第二次筹集这笔资金时，已经是大病缠身。这次他通过教会借款，以年利息6%归还的形式，聚敛总数达3万美元。

1933年2月，西门去世，他的愿望只能由维克多主教来实现，在他的执着努力下，尽管当时资金仍然匮乏，但轰轰烈烈的教堂建设总算开始有了眉目。为筹资金，教堂得到侨民普林茨领导的妇女委员会的莫大支持。委员会成员带上捐款箱，挨家挨户宣传建造东正教教堂的了不起意义。从1933到1936年，他们共集资3万6千美元。

1937年5月，上海市，法租界的市政官员以及逾千白俄侨民出席了教堂奠基仪式。教堂全称定为»圣母拯救罪恶灵魂大教堂»。整个建设遵照已故大主教西门制订的基本方针进行。教堂外表与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曾在十月革命时遭毁坏，苏联政府日后重新复建)相仿。

当时的维克多主教号召广大教民发扬舍己精神。工程办事处徕尔首当其冲，第一个自掏腰包，花费约1万5千美元，打造教堂基脚。之后，俄侨界的医生，工程师等纷纷效仿，有的用自己的钱捐建教堂屋顶部分，有的无偿为大厅安装照明设备。新上任的上海大主教约安也很快积极投身于盖建工程之中。。。。。。

落成后的这座教堂，高35米，由5个上下参差的圆顶以及具有强烈克里姆林宫风格的砖墙砌成，最多可容纳约2500信徒和300人组成的唱诗班，工程总造价15万美元。它不仅是当时上海所有白俄侨民的骄傲，也可以说它是中国的又一座克里姆林宫。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一部分俄侨回到了祖国—前苏联，而大多数人从中国又去了其它各国：澳大利亚，美国，以及拉丁美洲国家。教堂礼拜并没因为东正教徒的遽减，中国教民很少而停止举行。上海当时留下俄罗斯教民约300到400人。

1949年，全国解放后，这一教堂的宗教仪式照常进行，它还同时成为接待罗马尼亚，希腊和其它东正教国家客人的礼仪场所。1965年，教堂堂长杜任前(音译)因病去世，教堂为上海东正教教徒组织了最后一次礼拜，当时有10位外国教民参加。教徒从此结束了自己的宗教活动。这座建筑物在关闭期间，一直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城市古迹被上海市政府予以保护，曾被用作仓库，餐厅，证券交易所。。。。。。

然而，今天教堂正在进行的施工，却不免令人担忧。尽管人们初进大厅，所见到的宏大，肃穆感依然如故，但不少壁画消失了，装饰不见了。。。。。。工人们不知何故，正在把排列整齐的地板垛扒开，移动会牵连顶梁的圆柱底部砖块。我们发现，这座楼房似乎已被私人老板租用，准备经营歌舞娱乐厅。如真是这样，大楼支架很可能会被彩色音乐所震坏，要知道，过于古老的砖砌内墙并不牢固。

上海目前正朝着国际化大都市目标日新月异地前进着，我们应从世界的角度理解昔日白俄侨民建造教堂的一片苦心，应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气度将其作为文化遗产予以百般珍惜。在这样一座带有明显宗教标识，典型俄式教堂内举办自娱自乐的歌舞活动，显然不伦不类，与教堂建立的初衷相悖。我们能否换一个思路，将教堂改建为与外形相匹配的，不至于影响内部结构的侨民博物馆？内中的收藏品不一定光局限于俄罗斯侨民，可以将对象扩大到美国，英国等各国侨民。这样，不仅可以顺理成章地将昔日教堂的内部壁画，装饰一一修缮，复原，还可保持教堂所应存在的庄重气氛。哈尔滨市的东正教教堂保存比较完好，我们不妨可以有所借鉴。改建所需的资金，我们建议通过慈善机构，文化基金会，政府部门，中俄友协等多种渠道获得。

我们作为未来国际大都市的成员，理应不遗余力地赋予这座美丽教堂以崇高的教育目的，使它成为学习，研究20世纪上半期侨民文化史的重要场所。这样做不仅会得到俄罗斯，肯定还会受到澳大利亚，美国侨民协会以及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等所有类似机构的积极响应。

注：数据来源：(俄)(俄罗斯人在上海)，日加诺夫，上海出版社，1936年。

东正教的节日很多，复活节，主降生，圣母升天，举荣圣架等为十二大节日，其中最为隆重的是复活节。这是为纪念耶苏复活的重大节日，它与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几乎是同样受到国人重视。

我自幼失去父母，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虽有一位姑妈，但她的家中也是非常贫困，我五岁那年，族中的长辈将我和弟妹三人，分别送进教会，弟弟送给别人做义子，妹妹只有一岁送进东正教女修道院，我便进入了教会学校，有点半工半读性质，白天在学校读书，晚上吃，住，有时在教堂里，并在教堂里帮助做些圣事，有时也得到些零用钱，全校共有四，五百名孩子，他们都有个可爱的温馨的家。剩下我这个无家可归的孤孩，过着单调，枯燥的生活，每天夜晚，听者钟楼敲起有节奏的钟声，伴夹着教堂的ХОР（圣乐），就成了我唯一的乐趣。随着年龄的增长，朝夕的耳濡目染，基本上都能跟着大人们熟练地做起“礼拜”来，俄语口语也不断地提高。也许我与东正教有缘，到了七，八岁，我已能在堂内做些圣事等零星杂活。诸如在做圣事时，教会的主教，神父也非常喜欢人（当时的东正教神职大多数是俄国人）经常给我点糖果，点心等给我吃，不但有了个俄文名字，还给了我一个绰号“Помидор”，意思是西红柿，因为我幼小，脸长得圆圆的，红红的，很像个西红柿，一直到我长大成人，原主教还是这样爱称呼我这个名字，那时空闲下来又教我认字，学经，斯拉夫语，学俄语，这段时间确实使我学了不少知识，也解除了了生活中的寂寞和枯燥，学到了许多宗教文化，几年下来，我能用纯音俄语与他们交往，有时还能充当中国教徒与主教神夫之间的临时“翻译”哩！

在我的童年生活中，使我难以忘怀的是一年一度的复活节，它给我带来无穷的快乐，也带给了我终身难忘的回忆。现在想起来……那时在节日将要临近的日子里，我兴奋的睡不着觉，天天扳着指头数日子，时间过的似乎比往常慢得多，日盼夜盼，终于盼来了复活节，那天子夜时分钟楼上的钟声划破夜色在上空回漾，居住在周边的教徒听到钟声后，纷纷涌向教堂，进行节日最隆重的宗教仪式，而后主教，司祭，神职人员全体教徒互相拥抱亲面额，并互相祝贺：Христос Воскресе!主复活了，回答：Воистину Воскресе！主真复活了。这时主教，神夫也摆脱了往常所保持的那种严肃的神态，含笑着与全体教徒们频频点头问候，祝大家节日快乐，平安并送彩旦每人都有，这是主教之间相互道贺之声不绝于耳。凌晨三时左右，一切祈祷仪式完毕放起了斑斓夺目的焰火，把夜空点缀得五光十色非常好看，教友和孩子们的欢呼声响成一片，整个北馆，整个教堂完全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之中，这时神父等人便拿出自备好的糖果，彩旦，和糕点切开分给自己的喜欢的孩童，我们这些平日吃教会食堂的人，去集体食堂便会分到一份礼品，其中有Кулин一种用面粉，奶油糖，香精烤出来的桶形大蛋糕，非常好吃，并有各种花纹的彩旦，十几只，还有一个小红包内有零钱，这包通常给在教堂内做圣事的人，我是每次都有，这时我的衣兜都揣的鼓鼓的满满的，手中还要捧着。最使我难忘的是从这天起一周之内放假，不进堂，不上课，自由活动，而整个北馆也浸在节日里，复活节这一天, 大门从早到晚敞开着，并对非教友的普通公众开放，于是远近的中国公民有的带着孩子一起来游览这个庄严而又略带神秘的圣地。于是我们各自找到与自己年纪差不多的小伙伴，带领他们到各处游玩，北馆规模很大，足有象我们上海的中山公园那么大，除了有富丽宏伟的建筑群，还种植了大批的丁香花和桃花，时值早春三月，姹紫嫣红，香气扑鼻，景色宜人煞是好看，还没等我们玩够，天色就已不早，我与小朋友只得依依不舍地告别，相约明年的复活节再度相会。

童年的时代是短暂的，当我长到十四，五岁时，由于年龄的增长和教会的变革，我离开了北京来到上海，在襄阳路，新乐路的东正教教堂断续工作，直至后来关闭，我才另谋出路，如今我已俞花甲之年，每当回忆起这段童年生活，不禁感慨万分，其间，我比普通的孩子少了一份浓浓的父母之爱，尝尽了人生百味，但令我自慰的是在这个特殊的生活环境里，也使我获得不少常人所获取不到的东西，由于我童年时代直接受到俄罗斯宗教文化的影响，包括教义，教规，礼仪等均已了如指掌。
近年，我赴莫斯科，在俄罗斯最大，也是最著名的圣三修道院进行学习，考察充实了我更多的东正教知识。在俄罗斯，当我用古老的斯拉夫民族语言来诵读圣经时，当地的俄罗斯教徒都很惊异并用一种敬意的眼光打量着我。他们在猜想，一名中国人居然能用他们古老民族语，真少见，并当面问我是不是有他们的血统，我非常干脆回答他们没有！我是纯中国人，在这个有利的基础上，对我进一步去研究东方宗教文化，开展中俄文化交流，也许能贡献一点微薄之力。

富锡亮 （Папий Фу）